钱先生和新儒家之间，除了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——阐明中国文化的特性——之外，真是所谓所同不胜所异。

例如，当我们用中国固有的词语存在去翻译西方的Sein或者being之后，现代汉语的存在这个词语，它是纯粹西方的、抑或是纯粹中国的呢？都不是。中国正义论的正义原则当中的正当性原则，其所反映的正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超越差等之爱、通向一体之仁的自然情感诉求，这也是正义感的渊源所自。

于是，生活儒学总结了人类全部可能的观念的基本结构： 观念的生成序列：存在→形而下存在者→形而上存在者 观念的奠基模式：存在→形而上存在者→形而下存在者 生活儒学就是重新展开这个基本结构。[17] 制度规范，儒学统称为礼。他们所说的孔孟，俨然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。其实，孔子认为，任何制度规范都是历史地变动的，这种变动的根据就是正义原则，故孔子说：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。所谓中国正义论，乃是说的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（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）、尤其儒家理论。

当然，有人会对此有疑惑。不过，我所说的解决了问题的孔孟并不是程朱陆王所说的孔孟，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孔孟。《易经》本身不是哲学，但它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、儒家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，否则我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孔子及其后学通过对《易经》的诠释而能够发挥出《易传》哲学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、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。关于冯友兰的境界说，王文认为是从理智的了解而达至道德境界，再从同情的了解而达至天地境界，并引证道：以心静观真际，有一番理智地，同情地了解。所以，冯友兰说：哲学关心的不是实际，而是真际，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，而不特别对于实际有所肯定。[38] 显然，不论这些诗、还是这些吉凶判断，绝非什么哲学。

[13] 牟宗三：《周易哲学演讲录》，第11页。在他看来，《易传》哲学乃是即易道以观天之神道[28]，即是生生之天道论[29]，这一点迥异于他本人哲学的那种心通九境的心灵本体[30]。

[23] 陈寅恪：《审查报告一》，转引自刘梦溪：《了解之同情—— 陈寅恪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〉简释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4期。最后的一部是《周易哲学演讲录》。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，亦可名为自然。[26] 这里对于生活儒学的理解，特别是归结到在情感的流动中阐明一切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
应该说，王文对冯友兰新理学的解读是极具原创性的，可谓冯友兰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，充分揭示了冯友兰新理学与易学之间的隐性的深度关涉，从而通过这种个案分析而揭示了易学对于重建中国哲学的重大意义。[⑩] 但无论如何，这种在体用范畴下建构的哲学，毕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。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4年第3期）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易学 现代新儒家 生活儒学 。[⑨] 熊十力：《熊十力全集·新唯识论（语体文本）》，第三卷，第464页。

[18] 冯友兰：《冯友兰集》，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40页。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。

那么，就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这个时代课题来说，两次转型的共同点是什么？或者说，第一次大转型对于今天的第二次大转型来说具有怎样的启示？这里，《周易》从《易经》古歌、占辞到《易传》哲学的转换跃迁之路就是典范的路径，这条路径就是：从生活本身、生活情感、生活领悟出发，去重建哲学——重建形而上学、形而下学（伦理学、知识论）。[②] 本文意在评述20世纪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，进而论述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与易学之间的关系。

[41] 参见黄玉顺：《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12年第1期。生活儒学 产生于殷周之际的《周易》古经原是筮书，自孔子不占（《子路》[①]）而将其义理化以来，经由《易传》，至汉代一跃而为群经之首，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再也离不开易学了，古代如此，现代如此，未来仍将如此。对于境界的跃迁来说，这种同情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。[③] 笔者曾撰文，将熊十力的思想概括为三个‘不二，都与易学密切相关。这种始于人生问题的知识论，最终由人生的境界觉解而归于宇宙论。人大复印资料《中国哲学》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。

[14] 黄玉顺：《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？——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》，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7期。而《易经》产生于此前的殷周之际。

例如冯友兰所讲的真际与实际之间、及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关系，就决不是在时间先后的框架下存在的关系，毋宁说是一种逻辑的关系。[②] 郭齐勇：《现代新儒家思想论纲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4年第4期。

其用是万物资生的坤元，即所谓终成原则。人生之理智与情感，犹如围绕太极而运行的一动一静的两仪，这就给出了知识论架构。

[19] 这是新实在论的那种逻辑实在论式的思维方式，渊源于柏拉图主义，故可与中国的程朱‘理学相对应。这已经超出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，也不是陈寅恪那种主体性的同情问题，本文第三节将涉及这个问题。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，与今日之情势迥殊，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？[23] 但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对于人生中底规律的同情地了解，即不是境界论问题。[40] 近代称将不同于古代学术的新兴学术通称为新学。

宇宙论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宇宙生成模型，而本体论则不是这样的，它把宇宙生成这样的问题留给了科学，例如自然科学中的宇宙学。翕辟元是本体之流行，故现作此两种动势，并不是对立的两种东西。

熊十力的易学是以‘乾元为中心的本体-宇宙论。他说：心者本体，在《易》则谓之乾。

在他那里，道是兼括体用的：其体是万物资始的乾元，即所谓创生原则。马一浮的易学是以‘性理为中心的本体-工夫论。

[12] 牟宗三：《周易哲学演讲录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0页。[33] 所以唐君毅说：就此《易经》之为书，初只为卜筮之书，所言皆一般生活上田猎、涉川、入林等事，而初为人之自问其在此一般生活上吉凶悔吝如何，进退行止当如何而言，此实初为一最无哲学价值之书。别类之实际底分子，亦可为共类之实际底分子。二是引用的同时代、甚至比这个时代更早的歌谣，即笔者称之为古歌的文献。

[36] 黄玉顺：《生活儒学导论》，见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8-40页。[⑥] 这当然是熊十力所秉承的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。

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，表现为对《周易》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。而最终，依然是情感消泯和融合了所有的对象、概念以及一切的有，回到了无的本源层级。

[⑤] 郭齐勇：《熊十力哲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3页。所以一共类所有之实际底分子，必不少于其所属之别类之实际底分子，此亦可依逻辑知之。